影評 《我，不低頭》：新自由主義如何衝擊社會福利制度

繼康城影展金棕櫚獎之後，正在於香港上映的英國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近日獲得第70屆英國電影及電視藝術學院大獎（BAFTA）最佳英國電影，已年屆80歲的殿堂級左翼大導演Ken Loach老而彌堅，在頒獎禮上大鬧英國政府冷酷無情地對待窮人，更為敘利亞難民發聲。面對著全球右翼民粹浪潮，《我，不低頭》摑了新自由主義一巴，別具時代意義。

故事講述一生奉公守法、臨近退休的Daniel（Dave Johns飾）突然心臟病發，醫生診斷他不適宜工作。他惟有申請失業援助，勞工處卻評估他仍具工作能力而拒絕他的申請。他一邊等待上訴，一邊申請求職津貼，被強迫要四處求職。此時，他認識了被勞工處削減津貼的單親媽媽Katie（Hayley Squires飾），她和兩名幼童正深陷經濟絕境，樂於助人的Daniel主動協助Katie……

電影拍得寫實而不花巧，立場亦非常鮮明，明顯是批評僵化的官僚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如何侮辱弱勢社群。觀眾清楚感受到導演的奮怒，讓人看很心酸。主角的其中一句經典對白「I, Daniel Blake, am a citize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總結了這齣電影。在觀看電影同時，亦是一次機會去反思新自由主義如何衝擊社會福利制度：究竟福利權利是不是一種公民權利呢？

先從「福利國家」說起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一詞首見於1942年由英國大主教William Temple出版的《公民與教徒》（Citizen and Churchman）一書中。

福利國家之概念來自民主、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思想，主張透過有計劃的社會政策來解決工業化和都市化所產作的社會問題，保障每名國民都能夠分享社會的經濟成果。透過加強社會保障立法和訂立福利措施，使每名公民的生活得到滿足，安居樂業，發展其才能，提高其人格尊嚴。而在電影入面，那個嚴苛的審查制度明顯與「福利國家」的理念相違背，損害了Daniel與Katie的尊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先進國家普遍擁有實踐福利國家的共識，使政府擴大公權力，干預市場運作，社會權利的擴張亦增加了社會福利服務的範圍和數量。

可是，在1970年代起，高經濟增長的黃金年代不再，出現了福利國家危機。社會福利本身的開支再加上龐大的官僚制度開支，佔政府總支出比例不斷提高，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同時，工會力量的增強和高額賦稅降低了企業的投資意欲，使企業轉移至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投資，使國內經濟發展率下降，稅收下跌，失業率上升，福利開支大增，造成惡性循環。

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興起

由於上述社會環境的轉變，讓信奉的新自由主義的保守黨戴卓爾夫人成功當選英國首相，再加上美國的列根總統，兩人成為了1970年代起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戴卓爾夫人堅持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透過私有化公營企業和削減公共開支，終止了福利國家概念的實踐。她堅持要分辨出「值得幫的窮人」與「不值得幫的窮人」，將福利工作的「重擔」從集體改為私人個體承擔，視所有政府干預的手段為社會主義的手段，藉以去除政府干預的政策。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強調經濟自由市場的價值，社會福利政策必須受到經濟利益的認可。福利概念由「welfare」轉變為「workfare」，社會權利必須與個人責任取得平衡，強調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只是最後的安全網，衍生了嚴苛的資格審查制度。新自由主義或許在短期內「拯救」了英國，但就傷害了不少國民，特別是無權力的弱勢社群，衍生另一些社會問題，如社會排斥、貧富懸殊、失業等。

新自由主義對香港的影響

在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的列根的推波助瀾下，新自由主義在1970年代起影響全球至今，當時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亦不例外。香港政府一直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場」和「積極不干預」政策方針，多年來維持低稅制，放任資本流動，將公共事業私有化，拒絕訂立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全民退休保障等，其實比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更加「新自由主義」，當中對社會福利界的傷害實在不容忽視。

港英政府和現時的特區政府一直使用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去制訂社會福利政策，視社會問題的起因為個別人士本身的能力貧乏（例如家庭教育不足）或意識問題（例如懶惰）所造成。只有在市場失效時，政府才會作出補救性介入，而非發展性，社會福利只提供予「最不能自助者」，其他的個人或家庭都被鼓勵在私人市場上自行尋求滿足其需要的方法。

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經濟泡沫爆破與樓市大跌打亂了香港政府一直倚賴賣地收入的公共財政結構，失業問題嚴重加大的福利開支，讓港府決定將社會福利規劃更加走向市場化、商品化，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

1998年，時任社會福利署長梁建邦說「綜援養懶人」，開始向弱勢社群開刀，提出要檢討綜援制度，推出「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等措施來「鼓勵」健全的失業領綜援者重投勞工市場。1999年，政府大幅削減綜援的標準金額。2002年，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再次削減綜援基本金額，同時決定向新移民開刀，由住滿一年延長至七年才能申領綜援，讓足襟見肘的綜援家庭再次受害。情況與戲中的英國有點相似。

2013年，戴卓爾夫人去世，導演Ken Loach隨即批評她是近代最造成撕裂、破壞的總理。《我，不低頭》向新自由主義霸權說不，為公民權利發聲，值得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