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著道德撻閥的論點來看《薩爾多加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是毫無意義的，根本就文不對題，感情用事了些。
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書中表示：「轉化是藝術的工作，但如果見證災難與應受譴責之事的攝影，看來傾向『美學』，也就是太像藝術，那便太不合適。」(延伸閱讀：一種聖經式的救贖)
「偏遠村落裡的原住民在鏡頭前跳起祭典歌舞──這不是真實，而是表演。事實上，是我最害怕的文化消費場景。當一個『事件』因應外來者（來自經濟優勢階級）的造訪而發生，提供去脈絡觀看的場合，少了禁忌，一個式微文化的標誌被剝離出來再現，成為華美而片面的圖象，用以滿足外人的異文化風情想像，而這正是死亡的前奏。」
「凝視一則關於凝視者的故事，若沒有批判的眼睛，那麼觀看的意義輕易便遭到消解。美麗不見血的友善筆觸確實沒有違反任何倫理，但自我閹割了它所能攜帶的社會功能。」（延伸閱讀：在地上的不是鹽）
這些辯論似乎都太一廂情願，固守著某個特定的價值觀，硬是去討伐一個假想的對立，閉著眼睛說自己想說的話。其實無需拘泥於紀實攝影、紀錄片工作者這些職稱或名銜的社會期待，而覺得感傷、被辜負。如果將藝術層次的創作，矮化成翻印拷貝的紀實，這樣的倫理或許值得被重新思考，甚至打破重建。有沒有必要將藝術的神話貶低且強行賦予單一向度的意義？
但藝術家知道，事物的意義並非真理。好作品從來就不是為了揭示某種意義、道理、奉行某種理念的，好作品從來就不是服膺某種社會道義的插畫。藝術多過這個，收納了這些、而遠大過這些。
羅蘭巴特：「不強加意義，卻也不消解意義，即通向意義的道路永遠是敞開的，對意義的猶疑，幾近出自疑慮的不確定：既不是教條主義的，也不是不確定的。
為什麼意義的游離這樣重要？那是因為一旦意義被確定或被強加，一旦它失去靈敏的特性，就會淪為工具，成為權力的爭議目標。與消除、混淆以及區分對意義的盲信一樣，修飾和美化意義屬於次要的政治活動。這樣不是沒有危險的。」
文學與藝術，總是受到政治與商業的綁架與招安，但真正的文學與藝術，從來都不是政治的回聲，也不只是市場的一個標價物。文學與藝術，經常以揭露黑暗醜怪為路徑，指向美麗世界的可能，如烏鴉囈語所以經常不討喜。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具有反戰思想的德國詩人赫塞曾說：
「若你相信文學的功用是供給人們簡單、健康、愉快的精神糧食，並且幫助他們避免生活中的衝突，這種想法必定會得到高博爾先生及佛朗哥將軍的贊同。至於究竟應當製造什麼樣的藝術品，可能眾說紛紜；然而這只是藝術品製造商的問題，而不是藝術家的問題，因為藝術家對於自己的作為並不加以選擇。」
藝術創作是遵循自己的意志、情感與思想。高博爾(Paul Joseph Goebbels)是納粹的宣傳及教育部長，而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是西班牙的獨裁者（與台灣獨裁者蔣介石同樣死於1975年），獨裁者都喜歡簡單愉快的文學，因為這些文學幫他們一起隱藏黑暗存在的事實。但真誠的文學家與藝術家知道，如果這個世界存在著黑暗，你選擇視而不見，就是黑暗的共犯，唯有揭發黑暗臥底的事實，光明才可能到來。（延伸閱讀：羅蘭巴特致安東尼奧尼的信）
原住民的凋零是事實，而影片毫不避諱地、不帶觀點的呈現出這些邁向死亡中的部落，不也是一種現實原貌？紀錄不屬於藝術創作的一部分嗎？紀錄一定要有觀點才能罷休？非批判不可嗎？將紀錄片輕率的排除在藝術殿堂外，我們豈不將之窄化成報導，而非影像美學？
拍《消失中的部落 (Before They Pass Away)》系列的攝影師Jimmy Nelson：「部落和被遺忘的文化，他們對神靈和自然的信仰，有助於喚醒我們做正確的事，追求純樸的美，恢復那些關於愛、尊重、和平、生存與共享等各個面向的價值。」
Sebastião Salgado以其驚人的探索與發掘，超越了攝影的範疇，帶領觀眾窺視這個我們所居住的唯一世界。
(the photo comes from Jimmy Nelson -Before They Pass Away)
故事劇情：7
氣氛營造：8
演技表現：7
題材鮮度：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