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提起她的名字和著作，仍然不免引起討論和爭議——「漢娜‧鄂蘭」，這位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美籍猶太裔女性，在二戰結束後人們渴望實現公平正義的關鍵時刻，寫下《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判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驚世鉅作。雖然鄂蘭的顛覆性思考替她招來不少攻擊，但是她的理論絕對值得當代人好好省思。《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這部紀錄片，邀請了鄂蘭的學生、老師及幾位作家學者做詳細訪談，並收錄她生前多封信札和電視節目畫面，讓觀眾能藉由大銀幕親臨其人，了解這位不平凡女性的對世界、對人類的種種觀察和心得。
生命基調：遷徙與流浪
出生於1906年德國的鄂蘭，父母都是猶太人，不過在鄂蘭的成長過程裡，她不曾被要求謹遵猶太人的禮儀、宗教來生活，這一點或許影響了她日後包容、擁抱多元性的特質，因為她的童年沒有被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束縛。大學時期，鄂蘭與她的啟蒙老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相遇、相戀，也與恩師雅思培斯成為莫逆之交。1933年，由希特勒及納粹黨掌權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展開高壓統治，鄂蘭只能逃離家園，繼承猶太人千年來的流浪宿命，展開她顛沛流離的一生。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收場，鄂蘭經歷過慘無人道的集中營地獄、一再展開的逃亡，最後來到當時文化與種族兼容並蓄的美國，最後歸化美籍。
鄂蘭的流浪使她對人類的生存權利更進一步深度思考。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湧現了為數可觀的難民，這批戰爭的受難者在土地與土地之間遊走，沒有國家願意接納他們——因為比起這些難民，此時國家更關心的是自己國內的經濟狀況和復原程度。失去話語權以及其他種種為人的權利的難民們，被歐洲各國視為「有待解決的棘手問題」，而非一群急需保護的「同類」。在此一情形下，鄂蘭看見的是民族主義缺乏的多元性與包容性，一個過於強調同根同血緣的意識形態，在追求同族利益的同時不免會排擠到「非我族類」的權利，當此種排他性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就會釀成悲劇——不論是二戰時期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還是持續至今日傷亡不斷的以巴衝突，都是民族主義衍生出來的事件。
對鄂蘭來說，人的可貴之處在於每個個體的獨特性（民族主義恰好是此一概念的對立），而「惡」的無根蔓延則會使得此種獨特性被抹滅。要防止「惡」，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獨立思考」。
▲《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海報
平庸的邪惡：見證艾希曼世紀大審判
1961年四月，以色列特工捉拿希特勒麾下頭號大將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得逞，即將在耶路撒冷舉行對艾希曼的審判。鄂蘭得知消息後，隨即向《紐約客》表明自己想去旁聽審判的意願。然而在這場審判中，鄂蘭沒有見到預料之中泯滅良心的惡魔，她看到的是一個平凡無奇、奉公守（納粹）法的普通公務員。艾希曼坦言自己並不反猶，雖然他參與納粹組織，但那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表現。艾希曼的種種證詞讓鄂蘭相信，這個曾經簽署過無數絞殺令的納粹信奉者之所以成為世人口中的惡魔，不是因為良心泯滅，而是因為服從體制，依法行政。換言之，艾希曼的問題不是喪盡天良，而是缺罰跳脫體制的獨立思考能力，正是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缺乏使他為惡，成為極權主義的最大幫兇。獨立思考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另闢一個隔離的空間，如此一來就不會輕易被體制灌輸的思想影響，保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保護個人獨特性的不二法門，也唯有接受充滿獨立個體的多元世界，世界才有辦法容納多元而獨特的每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能使人避免在體制下漸漸陳腐，艾希曼浸淫於納粹體制後所導致的殘酷惡行，就是一個最佳的反面例證。
「平庸的邪惡」是鄂蘭在觀看艾希曼審判後對「惡」的特質所做出的總結：「惡」會依附於一個沒有思考能力的人身上，而此這種罪惡的本質有能力奪取人命，進而造成文明的崩毀。
▲漢娜・鄂蘭與丈夫合影
爭議、撻伐與理解
鄂蘭出版《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判紀實》一書後，引來不少口誅筆伐，各種對她思想和身份的穿鑿附會接連而出。有些人批評她冷血，因為她竟然認為艾希曼並未喪盡天良；也有人開始對她和海德格的不倫戀大作文章，因為海德格剛好是一位擁戴納粹的知名人士；不巧的是，鄂蘭的丈夫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又恰好是位正統的德國人。《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的導演Ada Ushpiz並未神化鄂蘭，也不一味地護航，反而如實收錄對她的批評，再依據鄂蘭留下的作品與書信盡可能回應這些爭議點。千夫所指的鄂蘭，面對猶太同胞「你難道不愛猶太人」的質問，她只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鄂蘭此番回答縱然讓不少人不滿意，卻再次應證了她先前「重視多元性、獨特性」的言論。或許對她而言，愛無法產生自一份民族的歸屬感，而是來自單一的、獨特個體的呼應，這也是為什麼她最後沒有成見地選擇了德國籍的布魯歇爾作為終身伴侶，因為對她而言，丈夫來自哪個民族一點都不是問題。
同樣的，鄂蘭認為艾希曼沒有喪盡天良，並不表示她認同屠殺猶太人的行為——尤其她自己也是二戰的受害者之一——她只是試圖釐清，一個擁有道德判斷能力、甚至熟讀康德著作的人何以行惡。理解並不等於原諒，卻是療癒的必經之路，不論是面對艾希曼還是海德格，鄂蘭都跨出了重要卻也艱難的一步。戰爭結束後，原本斷訊許久的師徒二人又恢復聯繫，鄂蘭甚至出席了海德格的「去納粹化聽證會」。在《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中不難發現，這位在過去訪談節目中指尖夾菸、戴著粗框眼鏡、擁有堅定眼神的女子，其貢獻不僅止於拋出許多影響後世的著作，她也正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與歷史和解。
▲漢娜・鄂蘭本人照片
未完待續：生存權與公平正義之實踐
於1975年逝世的鄂蘭，彷彿在當時已預見了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將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許多困難仍然沒有合適的解決方法：歐洲持續湧入的難民潮，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未參與種族屠殺的德國人仍然產生罪惡感，當年遭受迫害的猶太人後代持續等待的公平正義......種種懸而未決的難題正擺在眼前，這並不只是西方人的家務事而已，而是身為人類的我們必須共同思索、關心的議題。如今台灣的社會安寧也面臨許多挑戰，人人渴望惡人遭到制裁，善類獲得應有的報酬，但是公平正義到底該如何實踐以及償還？答案或許不是簡簡單單就能想出來的，在我們得出結論前（也可能根本沒有什麼「結論」）必須要經歷各方的激辯——這是一段高貴而漫長的過程，但我們卻能從中釐清自己在社會中追求的目標以及最關切的價值。漢娜‧鄂蘭或許備受爭議，但是她在思想層面的翻新以及嘗試，都是她之所以偉大且影響後世甚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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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劇情：8
氣氛營造：6
演技表現：7
題材鮮度：7
